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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凯法师:赵朴初“佛教是文化”的再思考

     

        2010年12月2日上午,当代宗教媒体的定位与责任研讨会在上海玉佛寺召开。南京大学哲学系圣凯法师在第一场学术报告会上发表了题为《赵朴初“佛教是文化”的再思考》的主题演讲。摘要如下:

        赵朴老作为中国佛教领袖、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和书法大师,他将佛教、社会、文化圆融于自己的生命中,于是拈出“佛教是文化”,试图让佛教找到一个植存于社会的根基。赵朴老逝世后,这一论点引起很多讨论与争议。反观赵朴老的一生,“佛教是文化”的提出,是他运用“自知、自反、自强”思考方法的结果,体现了他对中国佛教的自觉精神。赵朴老以其无限的悲心、社会责任、爱国情操和宗教实践,依无尽的般若智慧,在两千多年中国佛教的丰厚底蕴的基础上,联系新时代的社会、文化特征,展望中国佛教的未来,才提出“佛教是文化”的旷世命题。

        作为后辈佛子,必须回到赵朴老本身,依《赵朴初文集》去寻找“佛教是文化”的思想脉络,从而去阐释它的历史、思想、实践等意义。

        一、“佛教是文化”提出的历史背景与契机

        翻阅《赵朴初文集》,发现赵朴老提出“佛教是文化”思想萌芽的时间,大约是在1984年前后。在此之前的诸多讲话、文章中,很少提到类似的观点。

        1980年4月,中央开始重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4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当时国务院宗教局长肖贤法的采访,明确提出宗教是历史的产生,唯物主义者必须尊重这一客观事实;宗教信仰是思想领域的问题,不能以强制的办法和手段对待信仰问题。1982年,党中央颁发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要求全面恢复和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但是,当时“左”的思想在宗教工作上还有影响,某些地方和部门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在宗教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一些人士提出了要通过揭批林彪、“四人帮”,批判“宗教神学”,大力宣传无神论,来扫除“新宗教”和一切宗教迷信,并且布置在信教群众中开展批判宗教神学的活动,还强调批判宗教神学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前提。

        面对严峻的社会形势和严重的理论问题,为了能够让社会各界能够真正理解佛教,消除“佛教是封建迷信”的错误观点,赵朴老从“自知”和“自反”的方法入手,一方面发表重要文章,系统阐述我国宗教在社会政治方面具有的五个基本特征,即我国宗教具有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另一方面在《中国佛教三十年》报告中,提出中国佛教界要大力发扬“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相继发表《佛教和中国文化》、《关于佛教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等文章、讲话,不遗余力推广“佛教是文化”的理念。

        提出“佛教是文化”的历史契机,赵朴老在许多场合不断提到三人:毛泽东、钱学森、范文澜。1989年9月18日,赵朴老在中国佛教协会各部门负责人碰头会上强调中国佛协要加强宗教理论研究工作,提到毛主席和钱学森先生。赵朴老看到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著书回忆:“有一天,毛主席在延安出门散步,对李银桥说:‘我们去看看寺庙,好不好?’李银桥说:‘那有什么看头,都是一些迷信。’毛主席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你懂吗?’”1988年6月18日至7月2日,赵朴老去四川对落实宗教政策的情况进行调查,回来后形成《宗教政策在佛教名山大寺要认真落实》的调研报告。在报告中,赵朴老提到:“有关部门给圣寿寺和尚戴了两顶帽子:‘封建迷信’、‘精神污染’”、“有关部门一方面反对‘封建迷信’、‘精神污染’,另一方面把佛教的‘功德箱’改为‘集资箱’,表面上不信神,实质上在拜财神,借佛菩萨来敛取仿造的功德钱。”赵朴老同时将这份调研报告送给钱学森先生,钱老给他回了一封信,在信中提到:“宗教是文化”、“我以为至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还应包括宗教。宗教是文化事业。”至于范文澜先生称赞佛教,赵朴老是通过周建文先生口述得知。1988年12月16日,赵朴老在中国宗教学会第三次会议上讲话,提到范文澜先生告诉周老:“我正在补课,读佛书,佛教在中国将近两千年,和中国文化关系如此密切,不懂佛教,就不懂得中国文化史。”

        赵朴老提这三个人是有深意的,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范老是著名的历史学家,钱老是当代的大科学家,三个人分别代表了政治、文化、科学,都承认佛教是文化,这对他提倡“佛教是文化”无疑提供了最好的证据。

        1987年4月23日,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在北京广济寺正式成立,赵朴老任名誉所长,周绍良任所长,后来吴立民接任所长。创办之初,研究所便出版了以专家学者为对象的《法音•学术版》年刊,从1989年起又改为《佛教文化》年刊。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成立与《佛教文化》的发行,可以视为赵朴老“佛教是文化”理念的正式形成,同时亦标志着他将理念化为行动。

        二、赵朴老对宗教、佛教、文化三个概念的理解

        “佛教是文化”的观点,涉及宗教、佛教、文化三个概念,有必要进一步梳理赵朴老对这三个概念的理解。

        赵朴老认为,宗教实际上不止是思想信仰,而且是文化形态和社会实体,包括宗教的仪式、教义、组织、场所等。所以,宗教实际存在的整体是多元性的。作为社会实体来说,宗教是同一思想信仰的人们结成的客观存在的社会实体和现实的社会力量,它具有“五性”。赵朴老对宗教曾经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宗教是一种特定形式的思想信仰,宗教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宗教是由亿万信徒结成的社会实体,它涉及群众关系、民族关系、国际关系,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有重要影响,是世界各民族历史上都曾经发生过,并将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宗教包括思想信仰、文化、社会实体三层面和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五性。所以,赵朴老强调要区别两种外延和内涵不尽等同的“宗教”概念:一、宗教信仰形态;二、宗教实在整体。

        赵朴老对“文化”的阐释,没有特有的定义,是一种广义的大文化的概念。1991年10月26日,赵朴老在全国政协宗教委员会报告会上的讲话提到:“事实上,佛教、道教同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极为密切,在哲学、历史、文学、艺术、伦理等社会学领域,乃至医学、化学、天文学、生命科学等自然科学领域,都发生过重大影响,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文化包含了人文社会学与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而宗教是各民族的重要文化载体。

        赵朴老提倡“宗教是文化”的用意在于:宗教包容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发掘、继承宗教文化的精华和优良传统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赵朴老对“宗教是文化”的定位,是一种功能主义的立场,是对“宗教是鸦片”、“宗教是封建迷信”、“宗教是精神污染”的置换。赵朴老希望通过提倡“宗教是文化”,改变人们对宗教的认识模式,扩大宗教进入社会生活的基础。

        赵朴老对“佛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到底什么是佛教?广义地说,它是一种宗教,包括它的经典、教法、仪式、制度、习惯、教团组织等等;狭义地说,它就是佛所说的言教。如果用佛教固有的术语来说,应当叫做‘佛法’。”赵朴老对“佛法”和“佛教”有一个区分。“佛法”是以“四圣谛”为核心,是指佛陀所开示的真理、修行、解脱,即是指佛教的真理观、修道论、解脱论。“佛教”是以“三宝”为核心,体现了佛教的真理、信仰、制度、历史等。所以,“佛教”的范畴比“佛法”宽,是依佛、法、僧三宝为核心与根本而建立的既成宗教,包括释迦以来的教义教理,宗教修行解脱之道,共同宗教信念与生活方式,以及在亚洲各国各地逐渐形成的宗教文化。

        三、“佛教是文化”的内涵

        赵朴老提出了“佛教是文化”的旷世命题,其理论依据有以下三方面。

        (一)佛教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赵朴老曾经概括中国文化有两个根本特点:一、历史的连续性,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从来没有中断过;二、民族凝聚力,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国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共同创造的,从来没有分裂过。佛教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包含藏语系、傣族巴利语系、汉传三大部分,深深地体现了历史连续性和民族凝聚力。

        佛教从避世潜修的宗教信仰和思辨哲学转而面向世间的学术、文艺、理论科学、生产工艺的领域迈进。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吸取中国文化的营养,沿着“人间佛教”的方向发展,取得极其巨大的成功。在人类所创造的各支古老文化中,佛教以独具的精深哲学思想,丰富的精神财富,庞大的文献宝藏,精美的文化遗产而成为东方文化和文明的精神支柱。正是因为佛教文化在中国文化的重要地位,否定这一点,就等于否定中国文化。

        (二)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

        学术化、艺术化和社会化,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三个层面,使佛教融入中国文化。而“佛教是文化”要体现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力,突出佛教在中国文化的重要地位。赵朴老在1986年《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二文中,探讨了佛教对中国文化,如哲学、文学、艺术、天文、音乐、医药等都有十分深刻和广泛的影响。

        赵朴老希望通过强调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力,由“自知”而“自强”,“在未来的时代中,佛教必能一如既往,进一步与全人类的先进文化相结合,开出更绚丽的花朵”。赵朴老反复强调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意在佛教亦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贡献,这是他提出“佛教是文化”的最终目的。

        (三)佛教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贡献

        佛教在继承学术化、艺术化和社会化的历史传统和辉煌成就,继续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佛教是文化”则为佛教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与途径。赵朴老希望通过“佛教是文化”的提倡与推广,最终将佛教融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方面,佛教教义中建设人间净土、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理想,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的原则,慈悲喜舍、四摄六和的精神,自利利他、广种福田的思想等优良传统,都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四有”、“五爱”等要求有相通之处,对信仰佛教的人们来说是实现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增上缘。所以,佛教的思想文化也能够从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两方面融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是赵朴老提倡“佛教是文化”的真正内涵。

        四、“佛教是文化”的历史意义

        赵朴老为了拓展佛教界在新时期的生存空间和社会基础,针对当时佛教被视为“封建迷信”、“精神污染”等不利形势,引用当时毛泽东、钱学森等名人为佐证,提出“佛教是文化”的理论,主动将佛教的发展融入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赵朴老说“佛教是文化”,并非是学术、严谨的定位,而是通过突出佛教的文化内涵,改变人们对佛教的偏见和误解,是一种功能主义的定位。

        将“佛教是文化”理解为佛教的泛文化或者学术化,这是对赵朴老的误解。翻阅《赵朴初文集》,可以发现赵朴老只在公开场合或政治上的一些讲话中提到“佛教文化”,但是在佛教界场合的讲话中,赵朴老相反很少提到“佛教是文化”,而是不断强调要加强自身建设。

        从“四悉檀”的解释方法来说,“佛教是文化”具有如下的意义:一、“世间悉檀”,即引发社会对佛教的认同与重视;二、“为人悉檀”,即佛教服务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三、“对治悉檀”,即对治佛教是“封建迷信”、“精神污染”等错误观点;四、“第一义悉檀”,回到赵朴老的一句话:“数年来,我一直强调佛教文化,我们对传统的继承,是运用般若智慧,建立人间佛教,启迪智慧,净化人心。”

        在“后朴老时代”,“佛教是文化”仍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20世纪百年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中国人离不开自己的文化,只有具有坚实、鲜明的中华文化传统的现代化中国,才能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过去的两千年,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未来的千年中,佛教又将如何影响中国文化,这确实是佛教界必须深思的,这就离不开“佛教是文化”的影响力。同时,在佛教界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高树佛教的文化品格,这是佛教拓展自身生存空间的途径之一,外延的拓展与内涵、主体的增强,才是佛教在“后朴老时代”的共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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